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大名早已因为其享誉世界的民族主义研究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而为国人所熟知。他于2014年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的盛况即为明证，不仅现场人潮涌动，媒体也趋之若鹜，让他不由地追问，“啥事情啊，中国读者为啥这么爱我？”（出自戴锦华）事实上，作为东南亚区域研究专家，除了印尼之外，安德森同样对暹罗（泰国）和菲律宾投入了大量的学术精力。1966年他和同事合作完成了针对印尼1965年未遂政变后的大屠杀事件的初步分析，后因报告流出，使得苏哈托暴怒，从1972年禁止他入境印尼，直至1998年苏哈托政权下台。因此他不得不调整研究对象，最终他的目光落到了暹罗。他利用1974-1975年的学术休假前往曼谷，年近40开始学起了泰语，开启了对暹罗长达40余年的智识探索。这一“被迫转向”于安德森而言可谓因祸得福，因为思考如何建构一个比较框架，把暹罗和印尼这两个具有不同历史传统的国家纳入其中，为他后续写出《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安德森在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并没有以著作的形式呈现于众，我以为这就是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项目要编选出版《探索与反讽：暹罗研究四十年》（以下简称《探索与反讽》，2014年）文集的初衷。
超越地域的想象
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像安德森那样仅靠几篇文章就赢得了泰学研究专家的名声，但只需从这些文章冗长的注释就可以窥见他的用功之勤。此后至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安德森逐渐减少学术工作，他没有再专门关注暹罗，但依然在他弟弟——同样知名的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担任主编的《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上发表了《暹罗现代谋杀及其演变》（1990年）、《共产主义之后的激进主义：泰国与印度尼西亚》（1993年）。前文相当于是针对80年代在泰国上映的一部成功的商业片“枪手”的另类影评，他勾勒了政治谋杀在泰国的演进过程，并不无新奇地指出80年代来以来针对国会议员的暗杀可以看做是政治进步的结果。后篇文章不忘贯彻其比较视野，对比了泰国和印尼两国左派势力的不同历史境遇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境况。泰国左翼的命运相较于印尼同伴实在是过于幸福了，安德森不失狡黠地发问，激进主义对泰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书中安德森曾多次提及泰国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集·普米萨，他的《当今泰国萨迪纳制的真面目》一书犹如一颗炸弹，扔进泰国保守主义历史叙事建构的“平静的池塘”中，激起了社会思潮的持续交锋，至今仍有回响。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克雷格·雷诺尔斯（Craig J． Reynolds）对该书评价极高，认为集在运用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研究泰国古代社会性质方面无出其右。他不仅完全翻译了集的大作，还对该书及其社会影响做了深入的考察和重构，让我们得以透过这段泰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片段来体察历史的多样含义（读者可参阅克雷格专著的中译本《泰国的激进话语：泰国萨迪纳制的真面目》，2022年）。
2001年安德森正式退休，卸下学术事务的束缚，可以更加自由地追寻过去未尽的项目。新世纪他在泰国有了新的朋友圈，结识了泰国女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活动家四人组，他/她们是《阅读》杂志的创办人艾达·阿伦翁、电影制作人阿彼察蓬、讽刺作家穆虹·翁帖，英国威斯敏斯特学院教师、电影评论家梅·英加瓦尼（May Ingawanij）。受这些朋友的影响，他的兴趣转移到文化、艺术上来。文集最后四篇文章就是他为泰语读者写作的成果，它们发表在《阅读》《文化艺术》杂志上。即便是看似更轻松的文化评论，依然能够看出其一贯的揶揄与反讽。不论是在《两封无法寄出的信》里对泰国政府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自欺欺人和嫉妒心理的点破，还是在《轮番上演的反讽》里，以广告牌、雕像和T恤衫为抓手，比较泰国、日本和菲律宾的异同，透视背后的权力与资本逻辑。最后还有他为阿彼察蓬的《热带疾病》以及阿诺查的《俗物人间》撰写的两篇影评。阿彼察蓬是那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泰国导演，因电影审查制度，他的很多电影无法或放弃在国内上映，所以他在国际影坛上声誉颇高，但在泰国却曾不太为人所知，曼谷中产阶级对他的接受度还不如外府普通民众。安德森的影评里就直指这种中产阶级与外府乡村的文化断裂，讽刺了中产阶级不接地气的品位以及追逐名人光环（包括学术明星）的浮夸。阿诺查的《俗物人间》是一部构思精巧、内涵丰富的影片，安德森也对片中的隐喻做了深度的解读。对泰国/东南亚艺术电影感兴趣的读者，这两篇评论不容错过。实际上2012年安德森还出版了他所谓的业余人类学调查的小书《农村地狱的命运：佛教泰国的禁欲主义和欲望》（青年学人王立秋已翻译为中文并在“人类学之滇”公众号上分六期连载）。总之，不论是专业学者，还是对泰国/东南亚政治、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都能够从本书中获益。
“挡住河道的鳄鱼”
该书原版封面插图化用了泰国俗语“挡住河道的鳄鱼”，用一只戴着墨镜、夹着一本书的鳄鱼图像隐喻安德森在探索暹罗四十年的历程中勇于挑战成见，大胆分析论证又善于反讽的智性品格，图与人高度契合，熟悉该俗语的读者应该会会心一笑，对其他读者而言也会被勾起好奇心吧。至于该书副标题为什么叫做“暹罗研究四十年”？安德森一直坚持使用“暹罗”而非泰国跟他一贯的立场有关，他认为“泰国”这一国名暗示了以泰族为中心的国族意识，是对其他少数族群的不公正，因此倾向使用更具包容性的“暹罗”一词来指代他的第二故乡。至于“四十年”，指的是从1974年安德森开始进入泰学研究领域到2014该文集出版之前他针对泰国政治发表过公开演讲。该文集一共选取了安德森在不同学术阶段探索暹罗社会文化的9篇智识成果，他的同事——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塔玛拉·路斯（Tamara Loos）教授为该文集撰写了一篇精彩的导言。路斯教授不仅精当地总结了安德森各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和贡献，而且分析了其研究兴趣的转移。鉴于此我无意再重复路斯教授的工作，而是结合自己的阅读体会对这些文章稍作梳理，并加以自己的评述。
前三篇文章可以说是奠定了安德森泰学研究的专家地位，这段时间也是他研究泰国用力最深的时期。安德森在其回忆录《椰壳碗外的人生》中坦承在曼谷的一年因为薄弱的泰语基础，他无法展开任何严肃的研究，只能读遍当时几乎所有关于泰国的英文文献。当1976年10月6日政变发生后，安德森旋即致信《纽约时报》对军政府和美国国务院予以谴责，而当时美国的泰国研究专家们竟无一人愿意联署签名，也许作为反击，安德森于1977年发表了《撤军症候：1976年10月6日政变的社会和文化面向》，从阶级形成和文化-意识形态剧变两条线索勾勒出“美国时代”背景下泰国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发展变迁的矛盾性。紧接着，1978年在一个满是泰学研究权威的研讨会上，作为学术青年的安德森宣读了《对泰国国家的研究：泰学研究现状》的论文，在文中，他向前辈们的智识成就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不仅提出自己新的见解，而且揭示出前辈们在知识上的政治保守立场。针对学界形成的真理性前提，安德森提出了四条“诽谤性假说”，概述如下：（1）暹罗在某些方面被间接殖民；（2）几乎是东南亚最后一个取得独立的民族国家；（3）却克里王朝的贡献是殖民地总督式政体意义上的现代化；（4）泰国领导者们一直不太灵活，国内政治属于不稳定的典型。这些假说现在看来似乎已经被视作新的公理，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却是大胆而尖锐的。安德森的学生、泰国法政大学政治学者卡贤·特加皮让（Kasian Tejapira）（即本篇文献的泰语译者）认为其老师的纲领性文献持续引领了后续的泰学研究发展。这依然是新一代泰国/东南亚区域研究学人无法绕开的重要参考文献。文集把它安排在首篇的位置是再恰当不过了。
第三篇《<镜中>导言》摘选自由他主编翻译的泰国短篇小说译本《镜中：美国时代的暹罗文学与政治》（1985年）。安德森的同事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在1983年出版了《想象的共同体》后竟然会费工夫去出版一本泰国短篇小说集。在这篇导言节选里，安德森勾勒了泰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史以及泰国左翼青年的社会文化史，从另一个面向丰富了大众对真实的泰国社会的认知。如果不是出于真心的热爱，我们可能无法想象安德森从零开始学习泰语到翻译出版一本泰语小说集付出了多少心力，文学是安德森终身保持的嗜好，也是他的底色，也许通过文学他反而看到了他人未曾留意的政治线索，从而成为其学术研究的养料。反观我们，国内也一直有对东南亚文学的译介，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亚非拉国家的了解和政治团结，曾有组织地翻译出版过一些东南亚文学，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的发展，80-90年代的“东方文学丛书”出版过多部东南亚小说译本。进入新世纪，随着双边经贸关系密切、人员流动增强，流行文化的相互传播等，国人对东南亚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我们依然缺乏丰富的认知途径，而文学在促进民间人文交流上有着巨大的优势。可喜的是，近些年马华文学在图书市场掀起了一股小热潮。新近成立的“玻璃屋”团队有志于出版东南亚优秀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例如备受安德森喜爱的印尼国宝级作家普拉姆迪亚“布鲁岛四部曲”的第一部——《人间世》——已经修订再版，此外还有越南小说家武重奉的《红运》等。像安德森一样，通过文学的桥梁，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到东南亚民众的精神世界。
撰文/金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