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丁丑）至1878年（戊寅），大清帝国北方五省发生了极其惨烈的旱灾，史称“丁戊奇荒”。时人王锡纶认为，这是“数百年未闻未见之奇灾”（《清代诗文集汇编（633）·怡青堂文集》卷六，页585）。
这场奇灾，“晋为巨，豫次之”，河南也是重灾区。当时的报道称，“天灾流行至今为极，豫省奇荒至人将相食，饿殍载道，惨不可言。”（1877年12月7日《申报》）灾后接任河南巡抚的鹿传霖回忆道：“光绪三四年间，大旱奇荒，非常巨祲，逃亡过半，村落为墟，以致民气过伤。”（《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302）可见河南灾情极其严重。
就在中原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之际，1878年春，两名西方传教士花国香和马亨利，携带银两，赶赴河南救灾，岂知刚抵省城就被勒令离开，当地人不许其逗留，不许其救灾，并声称，如不离开，会有生命危险。清人孙传鳸记下了这一事件：
有外国人二名，带银来汴（即今开封，当时为河南省城）发赈，一名花国香，一名芦亨利，……据云见过涂中丞（河南巡抚涂宗瀛），答云：“发赈救民，极好之事。惟汴民顽梗，恐有滋事。”将银交我代放。阖城居民闻之，遍贴告白，有“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句。四月十六日，书院课投禀，要与西人打仗。约期在明日。西人闻之夜遁。（《汴游助赈丛钞》，中国史学丛书三编，页276）
“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要与西人打仗”。两名前来救灾的“西人”，救灾尚未展开，却面对死亡威胁，只能“闻之夜遁”了。当时的《申报》这样评论：“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固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1878年5月22日《申报》）“宁可食夷肉”的开封百姓，很像“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岳鹏举；“不可食夷粟”的省城饥民，显然不同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也不同于不食“美国面粉”的朱自清（朱自清其实死于胃穿孔）。他们还没体会到，许多百姓草根和树皮已不可得，许多地方已然“人相食”。
河南灾区民众的大量死亡，该省上下的盲目排外至少是原因之一。开封民众对外国传教士的敌视，不是没有原因的，民间态度往往被官方立场带节奏。1878年5月，时任河南学政（大约相当今之教育厅长）的瞿鸿禨，得知这两名英国传教士携银来河南救灾，立马向清廷报告，建议设法阻止。百姓要驱赶外国人，官员要阻止外国人，瞿鸿禨似乎深解民意。他在这则题为《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的奏折中，“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摩外国人：
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皇朝道咸同光奏议》总第3473页）
1840年，大清国门被英国撞开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廷丧权辱国，对西方列强既恨且惧。然而，他们既无心反思，也无力应对，朝野上下滋生了浓重的疑惧心理。即以对西人的称呼为例，从“夷”到“洋”，也经历了不短的时期。从最初一律以“夷”相称，视其为“犬羊”，似乎心理上占了多大便宜。及至中英《北京条约》禁止对西人禁用“夷”字，又把所有外国事物统统加上“洋”字的前缀。这种叫法在庚子年间登峰造极，终于酿成了官民一致的排外情绪。
纪晓岚状鬼狐，“杯弓蛇影，恍惚无凭”，“忍之不可，辨之不能。”（《纪晓岚文集（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214）罗贯中论妖术，“凡杯蛇鬼车，风兵草甲，无往非撼志之物。”（《忠义水浒传》第95回）正因为列强“以彼机阱可畏”，满清朝野才“不胜杯蛇之疑。”（《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880）这些描述极像晚清官民对列强的疑惧情绪。金发碧眼，鹰鼻鹞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列强总是“亡我之心不死”；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猜不透外国人的狡诈，言动之间充满了“阴谋诡计”。在他们眼里，所有传教士都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所有教堂都是帝国主义的根据地，洋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种以相貌论善恶，以种族论敌友的思维方式，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挥之不去。
揣摩动机，也是这个民族的古老积弊。某人罪行深重，只要动机是好的，也会减轻处罚；某人做了善事，只因动机不纯，也会遭到否定。洋人拿了银子来救灾，“黄鼠狼给鸡拜年”，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动机”！瞿鸿禨所谓夷人欲“收拾人心”、“窥我虚实”，都是在其“居心险不可测”的层面进行揣摩。1878年5月25日，两宫皇太后听信了瞿鸿禨的片面建议，竟下达了这样的谕旨：
“兹据瞿鸿禨奏，英人携银前往晋豫散赈，即著曾国荃（晋抚）、涂宗瀛(豫抚)悉心酌度，婉为开导，设法劝阻。”因为“外国捐银捐米助赈，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清实录》第53册，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页116）瞿鸿禨的阻止计划终获批评、得以实施。
领头羊的作用就是这样的，有什么样的官员就有什么样的百姓。借官方旗帜反洋教，打民意幌子反列强，而这正是20多年后、庚子年间义和团“扶清灭洋”，西太后“借拳复仇”的滥觞与嚆矢。瞿鸿禨怀疑传教士“居心则险不可测”，河南百姓就“宁可食夷肉”；朝廷认为西人“名为善举，实则流弊滋多”，河南百姓就“不可食夷粟”。
正是因为河南官民一致的盲目排外与抵制教赈，正是因为满清朝廷对国际赈灾的杯弓蛇影，在“丁戊奇荒”之中，晋、豫两省灾情相近，但灾区民众的救治程度却相差甚远，以至于国外的救灾资金在河南未能发放一分钱。而在山西，经传教士救助的家庭就达到10万户，得到救助者不少于25万人。传教士们的赈济，毕竟缓解了当地灾情，减少了灾民死亡。（史秀清：宁夏大学硕士论文《山西地区“丁戊奇荒”探析》）
过去了一个月，1878年6月14日，李鸿章给朝廷报送一道奏折《外国捐赈请嘉奖片》。鉴于瞿鸿禨指控外国传教士以赈济为名，借机“收买流民妇女”。李鸿章经过“密确查察”，作出澄清——“实无其事”（《李鸿章全集》第8册，安徽教育出版社，页81）。如同8年前天津教案盛传洋人对中国儿童如何“挖眼剖心”、如何“杀孩坏尸”、如何“采生配药”、如何“有眼盈坛”（《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55）一样，也是一桩杯弓蛇影的子虚乌有。
1878年7月，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递交报告指出，西方传教士“携银来晋放赈”，“诸称平顺”，“均极妥协，并无河南所奏情事”。（《曾国荃全集》第3册，页574-575）所谓“河南所奏情事”，就是瞿鸿禨所谓的传教士到晋、豫赈灾，意在“收拾人心”、“窥我虚实”、“肆其诛求”的疑神疑鬼。山西的调查否定了瞿鸿禨的猜疑。“酒杯已辨弓蛇误，药杵无劳玉兔将。”（《全元诗》第38册，中华书局，2013年，页236）至此，满清朝廷通过官方程序，证明了西方传教士参与晋、豫赈灾，并非侵略者，而是救助者。